3、兼顾结构优化与保障就业、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 在疫情冲击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兼顾就业和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关注民生需求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维护社会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本次全球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主要经济体因疫情扩散引起经济活动的骤然停摆，是非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所致，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各国政府为遏制疫情扩散采取的管控措施几乎使经济活动陷入停顿，世界经济发展预期不断下调。

疫情和病毒面前，没有超然的旁观者，只有国际合作的躬行者。从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角度将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产业放在自己手中，其他部分还将服从市场规律留在海外市场，即每个国家或经济体在拥有相对独立经济发展体系的同时，还拥有许多与其他国家紧密相联的路径，从而形成一种互联互通、内外联动、多元布局的互联情景，此其一。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恐慌情绪不断上升，一些经济体陷入衰退已成定局，国际金融协会近日发布报告称，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1.5%的负增长。疫情是一种压力测试，检验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力。单则易折，众则难催，践行多边主义，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是有效阻击疫情、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

在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今天，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实现增长，单边主义显然不可取，只有各国团结一致，加强多领域国际合作，才能有效抑制疫情蔓延，恢复全球经济秩序，实现共同繁荣。它不仅推动消费方式进一步线上化，加速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而且使红外测温、远端办公、视讯会议、线上教育、非接触经济等迅速从新鲜事物变为生活常态。当然，我们不凸显这个4%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以问题导向、风险导向来进行布局的，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今年选择不凸显GDP增长目标，而是在以保促稳、以稳促进的原则下推进今年的经济发展工作。

今年在新增就业人数、物价水平、财政支出等等都有相应的具体目标，所以，不设定GDP增长速度不等于我们没有目标。第二，这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我认为，今年实现脱贫目标的问题不大。因此，十四五是弥补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要更加注重社会导向和民生导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有两个核心作用，第一，通过专门的转移支付机制，充分救助民生，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影响比较大的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今年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强调底线管理，而不宜凸显出具体的数字目标管理。

按我的测算，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以上、调查失业率为6%的目标，GDP增长速度要达到4%左右才能达成。第三，十四五期间是大国博弈的核心窗口期。这也就是说，今年总体中国可能要考虑接近1000万的人群救助。所以，为了更好地实施六保，中国就不必简单地制定一个GDP增长目标，而应当以六保作为着力点。

一方面通过疫情救助的专项资金对低收入人群和特殊人群进行救助，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大扶贫的力度，对这些人群来进行救助，通过加强对这些区域农民工的返工复工、重点项目、产业扶贫的运转，应该能够完成中国原来既定的脱贫目标。第三，不设定GDP增长目标不等于我们没有目标。因为中国要完成六保特别完成保就业的目标，必须要有一定的GDP增长速度作为依托才能完成。因此，财政一方面要担负起疫情救助的功能，一方面要担负起经济复苏、经济稳定的功能。

因此，中国目前将城镇登记失业率定为6%，在全球疫情和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参数，但是这个参数的设定与中国要稳定经济、稳定社会、保民生的思路是相契合的。中国今年完成保就业的目标要面临很大压力 相较于去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以上的目标，今年将这一目标下调至900万以上，我认为今年下调就业目标是对当下整个经济环境的比较客观理性的判断。

例如，中国前期已经对一些小微企业和特殊区域发放了约3000多亿的救助补贴。按照我的测算，今年财政支出的规模可能要超过往年，需要达到约3-5万亿的规模。

因此，在新动能的培育上，必须要有所建树，实现一个质的变化。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可以避免重蹈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覆辙 今年新增财政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筹集的2万亿，将会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基层，为什么建立这种机制？因为六保最后一保就是保基层运转。第三，保证一些经济主体不出现大面积的倒闭和损失。因此，通过建立特别的转移支付机制，直接将资金下达到市县一级，一方面能够弥补基层政府运转的财政亏空，另一方面也使转移支付避免在条块、层级的约束下产生递减的效力，从而使它的执行力能够得到提升。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基本可以完成救助目标 今年的赤字率拟安排在3.6%以上，我认为是比较恰当的。第二，今年中国拟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再加上相应的减税降费2.5万亿。

今年实现脱贫目标的问题不大 今年疫情对于脱贫攻坚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脱贫、扶贫资金的来源。这个目标虽然有所下调，但是较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就业方面的状况，中国其实要好很多，这也表明中国今年完成保就业的目标要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第二，中国为了保证底线管理，就不宜设定具体的GDP增长目标。第二，贫困区域的经济运转。

当然，这也不等于中国将不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也不意味着中国对经济的增长没有要求。因此，脱贫攻坚虽然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从资金层面看，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

第三，贫困人员的收入。目前，GDP难以从总量上反映出中国当前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特别是疫情冲击下的一些主要风险和矛盾对中小微企业传统的救助手段从疫情发生以来，这几个月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实施，但是在评估政策效果时就会发现，这些传统救助手段的浸透性不强，小微企业和城市个体工商户的获得性并不是很高，因为通过传统的方式很难浸透到这个层面。十四五期间要更加注重社会导向和民生导向 我认为十四五期间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要注意，第一，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上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因此，通过建立特别的转移支付机制，直接将资金下达到市县一级，一方面能够弥补基层政府运转的财政亏空，另一方面也使转移支付避免在条块、层级的约束下产生递减的效力，从而使它的执行力能够得到提升。疫情对这三个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认为这些影响是可以克服的。中国今年的贫困人口有551万，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返贫和难以脱贫的人数在420多万左右的规模。

第二，保证基层的运转。第二，今年中国拟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再加上相应的减税降费2.5万亿。

例如，中国前期已经对一些小微企业和特殊区域发放了约3000多亿的救助补贴。因为目前中国要保证失业率不超过6%，同时不出现大面积经济主体的倒闭的现象，那么必须要有相应的赤字率增长。第三，不设定GDP增长目标不等于我们没有目标。第二，贫困区域的经济运转。

中国以往是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从而导致了一些特别事件时，出现地方债务和隐性化，这两种变化实际上对于中国整个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市场秩序的完善都不利。因此，中央通过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机制，使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匹配性全面提升，从而避免地方重蹈过去的覆辙。

因为中国要完成六保特别完成保就业的目标，必须要有一定的GDP增长速度作为依托才能完成。第四，十四五是中国社会转型加速的时期，处于农民工的市民化，还有城市群以及城市布局、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卫生的建设方面的变化时期。

基层运转目前遇到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由于疫情和经济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地方的收支压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整个运转的难度也前所未有。一方面通过疫情救助的专项资金对低收入人群和特殊人群进行救助，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大扶贫的力度，对这些人群来进行救助，通过加强对这些区域农民工的返工复工、重点项目、产业扶贫的运转，应该能够完成中国原来既定的脱贫目标。